民主

唐鳳說，將數位治理概念納入施政方針，這全世界都想做，因此在國際上沒有政治衝突，台灣在「暖實力外交」上大有可為，也比較不會被打壓。

「我無否定香港民主進程節節敗退的殘酷事實，我只是覺得在最壞的時代，人的責任也就更為重要。放眼當下，我們確實有許多事應做而未做。」

美國民主實驗尚未出現生存危機。但毫無疑問，川普時代的川普正在經歷建國先賢麥迪遜做出警告——有能力讓「互相衝突的利益服從於公眾利益」的「開明政治家不常有」——時所預見的問題。

作者認為年輕人直率地表達「對六四無感覺」，遠比他們選取不合理的理據旨在長期激辯，更為真實；人們掌握真實的社會現況之後，才更可以辨清公民社會還有哪些重要的價值所在。

台灣民眾對於政治的態度，轉向了哪裡呢？是選擇「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還是「對我而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

李登輝這黨國機器養出來的技術官僚，不但不怕民主，還披掛上陣，自己搞民選總統。「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噁不噁心？

獻身社會運動，最後死亡的運動者所留下的記憶，促使許多日本新左翼的學運青年去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擔負受傷的危險，犧牲自己的未來以及家庭關係，甚至犧牲生命，也要參與運動的這些人，成為運動者形成自我主體意識的鏡子。這種犧牲自我的運動者形象，給了他們不能妥協、必須自我變革的無形壓力。

黃煌雄既不尊重郭雨新、也不感謝林義雄、更瞧不起郭雨新與林義雄的老戰友。他打的算盤，其實是在宜蘭另立和國民黨妥協的黨外勢力，終於致使宜蘭黨外正統傳承勢力唾棄他。

透過儒學來結合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所發展出來的民主特色，可以說是屬於「知識臺灣」的「臺灣理論」，除了能夠彰顯臺灣的民主特色之外，未必不能給予歐美國家一些啟發。公民儒學的提出，值得我們進一步考察。

儒學長期以來一直受權貴者愛用，將其以仁為本的生活規範化作箝制思想自由的愚民利器，培育出許多唯唯諾諾、瞻前顧後、喪失求真求新精神的人，和現實社會嚴重脫節，我們應該掙脫這個緊箍咒，鼓勵實話實說與學用合一，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的進步。

許多台灣人都把「當官」看作大富大貴的途徑，但許多歐美民主國家的「民意代表」，都不是高薪的代名詞。無法確實「選賢與能」，又無法落實對民意代表的監督，我們被政客看輕，也不奇怪。

一旦你理解了棄權的邏輯之後，你就會明白要從整個政治體系裡全然地放棄權利是件難事；某些人的「不參與」就會將機會讓給他人。

唐鳳表示，她未在會中談論或批評中國，因為她的主軸是介紹台灣民主化，所以她開頭就從總統蔡英文的台灣價值談起。

「這種論述，對於兩大黨而言，其實是可怕的。因為民進黨或國民黨可能會很擔心，在這種選舉制度之下，兩黨政治不一定是選民所要。這背後的政治算計，可能只是懼怕新勢力崛起...」

反同團體經常以「民主」之名強調反同公投的正當性，但公投等於民主嗎？難道「少數服從多數」不是民主嗎？

有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可以不停連任，沒有任期限制，它們仍是當然的民主政體，專制國家的領袖即使定期更換，但不管再怎麼換，也仍然是不民主的專制政體。

每個國家民主化的過程，各有一番血淚辛酸，但其中是否有什麼雷同之處呢？經濟學家喜歡挖掘各個案例的共通性，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民主化的呢？而「機會成本」這個概念便和「選擇」、「民主化」有些關聯。

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做對了一件事，他們放出來了數以百萬計的留學生。這些脫離祖國洗腦控制的青年，就算是最義和團的那類，照樣也接觸了西方文明、民主自由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