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如果有一天，我們打開信箱看到一張「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後續應該要做什麼呢？國民法官的權利、義務和注意事項又是什麼？而在哪些情況下，我們有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的權利？

被當作國民法官制度參考基底的日、韓兩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在其國內試行後，個別有什麼樣的狀況？本文將從司法官體系的僵化開始談起，試著一一回答上述問題，期望能有助於大家更了解這個制度的源起與流變。

對成人而言，一兩年可能就過去了，但對孩子卻是永恆的。童年是很短暫的。在他們能真正「回家」和「當個正常的孩子」之前，許多接受寄養服務的孩子向我表達無法返家的痛苦。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由於司法程序太過於遙遠，若不能親自參與，僅透過傳播媒體單向傳述，容易造成對司法的誤解，而透過裁判員制度的實施，使人民親自參與司法，能理解法官裁判的艱難，也能促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

原本應該用於「呈現真實」的新聞報導，在今天，反而比較像是說故事大賽的平台。

鑒於法官已經寫了十幾年的文言文，突然要法官改變會有些困難，所以司法院從源頭著手，建立判決書白話文系統，在繕打的過程中，如果出現艱澀難懂的文字，系統就會自動識別變成藍底白字，並顯示白話的替代語詞，希望可以讓法官用字遣詞更貼近社會。

新任的新北地院院長林輝煌，曾在民國91年改變傳統判決書寫法，以抒情文方式判決，輕判經濟弱勢的竊盜被告而聲名大噪、引起法界轟動。他也提到，部分法官要求法官助理書寫判決草稿，再就草稿簡單修飾後定稿。並重話批評：「這樣的法官是在做違法的事。」

必須強調，這並不是甚麼揭露香港殺人案件秘聞的獵奇書，案件本身不是重點，我的目的是帶領讀者從法醫精神科醫生的角度去看每一件案件。

日前職務法庭作出陳鴻斌懲戒案件的判決，引起各界譁然。經過再審後，職務法庭判決最高罰款金額一年的月俸，約200餘萬元。為此判決，其中一名陪席法官謝靜慧憤而辭去職務法庭法官一職！究竟為什麼會從免職變成罰款呢？職務法庭是什麼？

謝靜慧向司法院請辭職務法庭法官，她說：「不是憤怒請辭，是覺得自己能力不夠，無法說服其他法官，就讓賢吧！」

邱顯智：「鄭性澤告訴我，他覺得蕭案應該是冤案，雖然已經判決確定，但希望我可以去探視，見他一面。我心想，連死刑冤錯案的當事人鄭性澤都說，蕭有冤枉，看起來是非去不可了。」

作者從一宗「雙胞胎案」判決，談論一本「電車難題」的著作，分享一件有趣的往事，說一些道德價值的反思。

從2014年9月到2015年2月為止，何姓男子每天加班時數都超過《勞基法》規定的46小時上限，其中光是2015年1月加班時數就高達128小時，還連續上班22天。

且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雖然法官應該要根據他們對於法律的理解和要求來裁決，但取悅贊助者和避免惡意攻擊廣告的壓力，可能會影響司法判決，無論法官是否有意識到。

「限制出境」在司法實務上，經常作為「羈押」的替代手段。但每當有重大案件發生，限制出境就會變成熱門議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限制出境」並沒有任何法律規範。

我國目前推行的「國民法官」並不是這樣的制度，反而比較接近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依照目前的草案，只要年滿23歲且非排除適用的對象的話，就有機會參與司法審判。檢辯雙方會從被通知報到的國民之中，挑選出6位國民法官，及數位備位國民法官。這6人將在接下來的程序中，與法官一起對案件進行事實認定及裁罰、量刑，比美國陪審員的職掌範圍更大。

在重大冤獄案件中，往往都是靠著「再審」的方式，獲得再次審視的機會。如江國慶案，當時江國慶被認為犯下空軍女童性侵命案，在受到軍法審判後，立即執行了死刑。但透過再審，才終於還江國慶一個清白。而從江國慶案，我們可以到「再審」的一個特色是，即便受到審判者已經去世，再審程序仍可以啟動。

與意識形態論者與法形式主義者不同的是，作者主張法官更像是勞動市場中的勞工，並透過經濟學中對勞工行為的分析來解釋法官的行為。勞工在意什麼？勞工在意薪水、工作量與環境的舒適程度；勞工在意自己在社會中的聲望、權力和影響力；勞工也在意自己在同儕社群間的評價。沒錯，法官就跟每個上班族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