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由於「瘟疫」在全球化環境中，成為全新的戰略影響因素，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不僅讓各國政經動盪，更讓美中貿易戰後已經開始改變的全球政治結構，因疫情急遽升溫而加速變化。前述的台灣樂觀前景，正是建立在此一全球危機帶來的變動之上。

時至今日，瘟疫和公共衛生仍然是影響社會的重要課題，不限於醫療科學的範疇，也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環環相扣。有些人自詡身體健壯，自己的健康是自己的責任，心想病了也不須人管，卻忽視了傳染病其實是公共事務。

和今天一樣，種族歧視與暴力往往伴隨著疫症而升溫。當時有歐洲人認為黑死病源於猶太人在井裡下毒，於是折磨並殺死了很多猶太人。

好的小說可容納各種詮譯，歷久常新。卡繆的《鼠疫》除了是關於鼠疫或戰爭的，或許也可以是關於運動的？內心絕望，仍積極行動，《鼠疫》中的Tarrou和Rieux的態度不是很眼熟嗎？每個參與過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此時讀《鼠疫》，必有一種奇異的共鳴。

西方人對絲路上的種種交流其實不像中國人那麽的嚮往，頂多認為絲路不過只是一個細菌病毒與絲綢一起旅行傳佈的空間，是農業人口與遊牧民族相互爭奪維持生活方式的戰場。

看在「口罩無用論」的公衛學者眼裡，台灣政府限制口罩出口、加開生產線等作為，未必是理性的資源運用，卻成功地解決一場可預見的民怨，也累積了後續防疫作戰的信心與政治資本。

現在美國整體也開始警覺到冠狀病毒的威脅了，如此每天在加劇蔓延的恐懼中生活，很自然地就聯想到過去看過的一些經典疫情驚悚電影。

工程承攬從報價、締約到完成履約通常需經歷相當期間，在此期間內，如因外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造成施工期或施工成本增加，承攬人除應積極避免損害擴大外，也應儘快整理相關資料向定作人反映，以免權益受損。

普羅科匹厄斯認為在瘟疫肆虐期間，君士坦丁堡每天有接近一萬人死亡。但近代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是被高估了。但無論如何，帝國因為這次災難的死亡人數估計為2500萬到5000萬，佔整個帝國人口25％。

不過即便時隔兩千年，遭遇這樣疫病流行，我們仍然感到恐慌，爭相搶購口罩。有時我真的覺得這就是歷史，就是人性，就是文化傳承。

在卡繆的《瘟疫》中，一些所謂「黑暗面」行為，最多也只是貪生怕死，例如想逃離被封的疫港，如果有對抗疫拖後腿的行為，也只是出於無知，但絕無如以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府般，刻意阻延抗疫，甚至是鼓勵疫症在香港大爆發和失控。

惡劣的制度導致人們尋求更原始的叢林法則，釋放出更多人性之惡。當民眾將仇恨導向彼此，制度暴力才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在信仰上單一神祇如馬巷池王爺，複數神祇則如五府千歲，不管其成神的神蹟有何差異，皆可聯繫台灣、東港與福州、泉州，在大歷史上的王爺神話現象，其中所銘刻的正是大航海時代的共同記憶。

當死亡減緩了生產速度時，商品變得稀缺，價格隨之飛漲。在法國，到一三五○年，小麥的價格上漲了四倍。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短缺造成了瘟疫所帶來的最大的社會混亂——人們齊心協力地要求更高的薪水。

在歐洲的社會、經濟和人文歷史，黑死病可說是個轉折點。當時各種團體質疑教皇威信，許多人都把黑死病看作是上帝對子民及教會有所不滿的象徵，最終造就16世紀宗教改革。

在歐洲的社會、經濟和人文歷史上，黑死病可說是個轉折點。許多人都把黑死病看作是上帝對祂的子民及教會有所不滿的象徵，各種團體質疑教皇威信，最終演變為16世紀的宗教改革。

瘟疫在馬達加斯加甚為流行，每年在高峰期（九月到隔年四月）會有至少400起病例。然而今年的數目卻比往年上升地更快且更早。

東西貿易的擴大使黑死病變成全球疾病，但全球的貿易也在黑死病之後經歷重大的變化。全球化的副產品——黑死病，造成全球化衰退，這個事實未嘗不是歷史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