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我們身處在一個影像過剩和資訊量爆炸的時代，作為內容的產製者，如何賦予影片意義，而非做千篇一律或如消耗品般的片子⋯《藝術很有事》是在一種破碎的情況下打游擊戰，在不同的廢墟場景也好、田野場景也好，被遺忘的空間場景也好，去重新複訪那樣子的曾經存在的現場性。

整個行為藝術不再屬於藝術和美學，被此殘酷的心理諮商與回憶工作所拓開的，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謂「赤裸的生命」。然而，此刻同時暴露出來的，就是台灣的歷史處境。

促轉會除了處理上述提到的中正紀念堂、蔣公銅像、國幣改版等爭議，也報告4個小組半年工作成果，包括「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計畫」，也正規劃建置「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促轉會指出，第2波中就有5人是依據促轉會調查，首度獲得刑事除罪。這些過去沒有領過補償者，可能是沒有後代在台灣、相關單位聯繫不到當事人或親屬等原因，當年沒有獲得平反與補償。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教授說，中國大學生在校園被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現在學生（把馬克思主義）放在心上了，政府又大力打壓，從某方面來講，是這個政權自作自受。」

以司法本身「不告不理」的被動性質，只有在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請求平反時，法院調查機制才會啟動。然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中，又真的每個人都會站出來要求平反嗎？有的人因為傷痛太過沉重而不願意出面，有的人早已過世。由法院主導的真相調查，必定會因為忽略「沉默的受害者」而有所缺漏。

「鹿窟」位於新北市石碇的山區，過去以包種茶和採礦聞名，村民有一半是礦工。但這樣看似與世無爭的小村落，卻在1952年（民國41年）12月間發生了政治受難者逾400人的「鹿窟事件」。據當地居民的陳述，當時部分村民遭捕後即被拘禁於狹小房間內，過程中更刑求逼供。

蔡英文總統表示，過去即使對家屬有補償、頒發恢復名譽證書，沒辦法消除錯誤判決紀錄，她知道每個受難者都引頸期盼這天的到來，但還有很多人等一輩子等不到。

到底要如何讓學生們深刻「感受」民主、了解民主之「得來不易」，進而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呢？或許可以逆向操作，體驗一下何謂「不民主」？

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通常以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作為總結。而客家戲劇《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的范天寒也真有其人。本名梁雲漢。1952年，因涉入白色恐怖案，在桃園三洽水的山坳仔家鄉被捕，在牢房中待了20年，兄長與侄子分別被判死刑。

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決定抓拿主謀份子，在4月6日進入台大與師範學院宿舍逮捕學生。當時台大校長傅斯年與當局協商，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但師範學院就沒有那麼幸運.......

國教署的研究員楊秀菁說明，新課綱納入的轉型正義會以人權與民主秩序概念的建立為主，讓學生能掌握歷史脈絡，除了會談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外，也會有原住民族相關內容。

本屆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主題為「尋找我們的身世」：如果電影能夠呈現，或試圖化解政治暴力下所造成的種種創傷，儘管當代電影的創作者不是學者或醫生，總已在精神分析與治療的意義上有著高度的自覺。

蝸牛巷源於〈往事如雲〉這篇小說。寫的雖然是一段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卻是葉石濤以愛情為依託，寫下他經歷白色恐怖冤獄，由一個出身地主的小知識份子淪落到成為出賣勞力的臨時工，連僅有的自尊也都蕩然無存的心境轉折。

當一個案子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人時，那這案子就還沒結束。而白色恐怖不是什麼「個案」，我們有十幾萬紀錄在冊的受害者，卻一個加害人都不用付出責任，那白色恐怖就當然還沒結束。  

德國精神科醫師訪問二戰時間的德國兒童，發現有80多萬人長期被創傷後症候群（PTSD）困擾。

漫畫《國家的零件》帶領讀者回到太平洋戰爭期間的1943年，看見那些迫於貧窮而離開台灣的底層農村子弟⋯與其說台灣人民所面對的課題，是被政治語言所綁架的「身份認同」，不如說對於大多數底層小人物所重視的，僅是如何能活得更好、如何更合理地活著。

2016年行政院宣布，紀念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先生自焚的事件，將每年4月7日定為言論自由日。今年我參訪了「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園區前身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軍法處，同時也是戒嚴時期其中一個的看守所與軍法法庭所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