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白色說書人》避開了對威權體制的直接控訴，嘗試處理白色恐怖統治下，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的扭曲、糾結、斷裂，亦企圖探索（至少是自我）和解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切入角度，反而更能凸顯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的核心。

《返校》試圖要讓我們憶起當年，為被抹去的傷痛找到空白處寫下紀錄，為犧牲的人們留下一頁，力道強烈卻有搔不到癢處之感，反倒是恐怖片嚇人的橋段令人更印象深刻。

早前跟一位大陸研究生在巴士上聊到香港，他只是說研究很忙，沒有了解香港的新聞。但隔了幾天，他說︰「其實我不是不知道香港的事，只是在巴士上，很多人……隔牆有耳。」

方芮欣得知自己罪行後，在學校禮堂上吊自殺，「向全校承認罪行。」換成媽媽的話，就是：「你看她都已經自殺了，你還追究什麼。就原諒她吧，不要那麼小氣。」這符號化、無重量的死亡，反而成為概念上的免死金牌，阻止道德上的深入探究。而這種探究，卻是自由的基石。

從某個角度來看，雖然返校的劇情很衝擊、對黨國控制的比喻的手法很直白，但其實還美化了白色恐怖，也美化了當時的國民黨，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形象不是動不動就喊打的胖虎，而是黑化的王聰明，玩弄的是人性，是恐懼，從心理面讓你自己說服自己誠心折服。

台灣戒嚴時期當中，有的台灣學生因白色恐怖而無法回到校園中，然而更鮮為人知的是，也有少數的馬來西亞僑生身陷了白色恐怖冤獄，他們不僅無法返校，也無法返國。

這個中秋節，我在台灣嚐到了自由的滋味。這個滋味以前自己從來不當一回事，現在才覺得彌足珍貴。

所謂一國兩制，發展到今天，展示了文明與野蠻的斷層、自由與專制之鴻溝。香港來到今天，不是勇武派的選擇、不是和理非的選擇，我們都沒有權力去選擇，這是林鄭月娥與其幕後黑手的選擇。

當年時代背景的政權，至今還有許多受益份子在吃香喝辣，甚至還有一群人堅定的擁護那個勢力，現實真的比劇本要驚悚得多。

中產專業人士相比前線（當然可能也有中產是前線），有的是社會資源、知識、人脈，以及可能相對較佳的財政基礎，他們背後的聲援以至支援其實相關關鍵。但同間，這批人亦是非常脆弱的。

多半從事軍公教的外省二代，對於威權的體認應該是最為熟悉的，而台灣轉型正義的策略發展，使得這群人因為政黨、過去生命經驗和對於蔣介石的不同看法，少了在其中發聲和創傷回復的機會，也成為台灣轉型正義拼圖中遺漏的一塊。

孩子們聽到一個案件有十六位政治受難者被處決，有的沉默、有的露出驚訝的表情。說完故事，我問小孩有什麼話想對受難者說嗎？有小孩說：「我想問他，你在天堂過得好嗎？」橋頭糖廠的白色恐怖故事只是個起頭，未來我們還會一直一直說。

轉型正義對臺灣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李思儀認為，轉型正義是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追尋臺灣社會所需要的正義。李思儀說：「正義到底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但臺灣的經驗會得出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要讓受害者知道他們的犧牲值得，這個社會感念人在那樣的時代，願意做犧牲，所以要給他們精神上的光榮，但這個部份我們並沒有執行，政府就只是發錢而已。

像蔡焜霖這種經歷過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最清楚蔣經國比他的父親蔣介石更可怕，情治系統全部掌控在手中，集大權於一身，充滿野心地想要走上更獨裁的路。

今天是促轉會成立一週年的日子，代理主委楊翠接受廣播專訪時除了細數施政成果，也提及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檔案內容經常被遮蔽」，必要時也需要高層召集跨部會協商。

在「再民主化」指引方針下，轉型正義的解釋應為：在國家民主化後，針對昔日威權政體濫用國家權力所為的種種罪行，進行為了彰顯民主體制價值而追訴、究責、悔罪與和解的政治工程。

第3波的名單共有1056人，其中僅70人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促轉會由此理解到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與1949年開始實施至1991年的白色恐怖，二者在本質上有極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