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

《物體系》的中心主題即是物品轉變為記號。然而，沿著此一主題在書中的發展，記號的概念逐漸分布於三個不同的音域：記號學意義下的記號，心理分析意義下的徵兆（症狀），最後則是社會地位標位中的訊號符碼。

在法國長久地位不明，甚至被學界排斥的布希亞，似乎有了一個全新的身分：攝影哲學家或哲學攝影家，使他可以對社會及世界更進一步地發言，也使這個演變十分值得重視。

韋伯異乎尋常的吸引力，絕不是因為這個人能說會道，也不在於他的論證的原創性和嚴格的客觀性，而主要在於他所具有的激發潛藏在他人心靈中的感情的能力。他的每一個詞都明白地顯示出，他自認為是德國歷史的傳人，並被對後代的責任感所主宰。

在抨擊人文學科的聲浪當中，有不少人誤以為文科生跟那些鑽研STEM學科的學生比起來就是不夠嚴謹，再來就是文科生不但「弱」又很不科學，而STEM領域出身的學生學的才是正宗科學方法。事實上，人文學科傳授了很多嚴謹的探究與分析方法。

舒適、夠屌、刺激的追求，構成了「人們為何工作」的三種解釋，人們之所以工作，要麼是為了其中一項，要麼是為了全部三項。那麼，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能夠在所有三項都得到滿足後，就停止追求了呢？

對現代人來說，「為何工作」的答案還算是明確的，但只要在細想之後就會發現，這些答案都是社會文化灌輸給我們的思想。儘管「被灌輸」不等同於「壞的」「不好的」，但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它的存在，自行反思是否真要接受，否則它就會成了我們的默認選項，影響一生。

或許，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家庭的「微觀世界」確實變得比政治的「宏觀世界」更有趣。當然，當他的女兒燕妮在1882年8月25日的一封信裡說他的父親，「〔......〕還不是他自己」，她所指的是他受損了的健康狀況；但也許，她所感受到的變化，並非只是生病的結果。

杜尼爾在《人行道》一書裡帶我們看到，看似失序的環境其實自有一套道德秩序運行其中，規範著過往生命不盡順遂的人們持續以正派的方式活下去，形成一個相互支持、指引生活的社群。

在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燃燒石化能源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中，人類的存在儘管仍未完成，卻已然造成巨大的破壞。物種、性別、種族等群體分界線依然限制著我們的想像力，人類個體性的充分發展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存在主義計畫。

愛情走到盡頭，最讓人痛苦的分手原因之一就是因對方劈腿而分手。但在痛罵渣男渣女前，就讓我們先來看看怎麼從社會學和心理學分析這個劈腿情境吧！

在去年台大潑酸案和世新濺血案發生後，社會上除了出現校園預警系統應加強、情感教育推廣須落實等反省意見。不過，比起校園規定和法律是否強化，相信你我對危險情人，有一些更簡單也更直接的疑問。

本書的核心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儘管打鬥多發生在個人之間，但運動員暴力在以團隊為單位的進攻／防守型運動中更為常見。這也符合一般的模式：暴力取決於團隊支援。

我們從赫緒曼語意深長的口吻，巧然發現，透過著作對讀者帶來行動的影響，原來是他心之所繫的夢想。

治標不如治本，雖然災後無私的大愛情懷很重要，但災前盡力改善社會不公，更是真的救人一命。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幸福路上》連結了個人（傳記）、社會與歷史，展現了美國社會學家C. W. 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這個社會孕育出了什麼樣的男與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時代？」，以及「在人類歷史上，這個社會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不論「貧窮」和「疾病」中間的關係我們怎樣解釋，兩者有關聯，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無庸置疑，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鄂蘭小姐的書十分有趣且獲益良多；不過我想，研究革命的歷史學或社會學研習者，不會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