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

憂鬱症剛發作時，我只願意去診所拿藥，心裡卻很逃避。直到後來憂鬱再次發作且更嚴重後，我體會到唯有先接受自己才能面對問題、接受治療，才開始積極面對。

我們要想想，把幻聽、妄想這些精神症狀拿掉以後，這個人還剩下甚麼？我們能補給他甚麼？當思覺失調者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是更深刻的挫敗與社會孤立，還是其他？

在阿長自然體驗的理念闡述中，以人為中心的生態醫院，或許是一種方式，讓精神醫院得以發展出另一種更溫柔的想像。

毒性羞恥使CPTSD倖存者壓倒性地覺得自己醜陋、愚蠢、令人厭惡或爛得要命，於是消滅了倖存者的自尊。強烈的自我蔑視和毒性羞恥，可能來自於父母持續的忽略、輕蔑和拒絕。

初診確診躁鬱症後。我打電話給爸爸，爸爸說：「我不會傷害人，你沒有躁鬱症。」我對他大吼，說我會傷害自己，就把手機丟了開始哭。當年我很無助，沒有家庭支持，也不敢跟同儕說。

究竟「精神醫療健保給付過低」具體情形如何，在徵詢各方意見過後，我們整理出以下資料，要來和大家談談，精神衛生目前在醫療端的困境。

有自殺風險的個案容易激發治療師的情緒，也可能會做出一些讓心理師很擔心的事情，所以時間一久，心理師的目標就會變成是安撫個案的情緒，而不是協助他解決問題。但在DBT中，它有清楚的目標階層架構。

思覺失調症患者必須面對兩個知覺系統，一個是我們共同認證的世界，另一個是只有他自己感受到的幻覺系統（但對患者來說兩者一樣真實），卻苦於無法分辨。當面對患者訴說他真實而恐怖的經驗時，第一步該要做的是聽他說，而不是否定他。

人們找諮商心理師進行諮商，而我們也會去看心理師。不是接連不斷地看，也不是非看不可，但我們大多會在職涯生活的某些時點走進別人的諮商室。部分是為了傾吐我們這種工作的情緒負擔，但部分也是因為人生總有波折，而心理治療有助於我們迎擊不請自來的內在魔鬼。

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將加強醫療與社會安全網，以接住每一個人；強化台灣憲政體制，落實人權立國。對於兩岸問題，堅守「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立場。

畢竟，這樣的審判過程，有著為原告論告的檢察官及原告律師，被告辯護律師，受法同委託鑑定的鑑定人，以及中立聽審的審判官，是數十年來，民間社會與司法改革共同追求的目標。

對筆者而言，真正的「去污名」恐怕是要面對目前真實的社會中就是存在風險，標籤思覺失調症為危險者進行管控甚至排除並不能完全避免危險。

以前，賀琪會責怪有些人怎麼這麼沒有同理心。現在，賀琪認為，在寬容別人之前，要先學會放過自己。放過那個選擇離開家裡的自己，放過得了憂鬱症的自己。「畢竟我只是生病而已，又沒做壞事。」

李案鄭姓兇嫌當時為何選擇沒有就醫，沒有履行照顧自己義務，之後造成精神失能乃至傷人殺人，鄭嫌是否完全可以脫責？

北部一名檢察官表示，精神醫學是有別於法律的專業，法官多會尊重並參酌其他事證進行認定，當鑑定報告指向被告行為時已喪失辨識力、控制力，法官很難視而不見，通常也很難反駁。

如何幫助精神疾病患者與社會保持連結，如常、和諧地與自己的疾病共存，不讓他們從社會安全網墜落，社區關懷、社區支持網絡、同儕支持系統（IPS），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當對方情緒很多，多到要滿出來，我們要做的不是在對方已經滿溢的內在空間中，再加點你「給」的東西（建議、鼓勵、想法... ）。空的碗才能接住水，我們該做的是把自己清空，和對方一同分擔他滿出來的情緒。

病患與醫師之間必須建立互信關係，患者才會願意盡可能講出自己的狀況。這當中，有非常多會影響診斷結果的「關鍵細節」，其屬性是「非常個人且隱私」的，讓人非常難以啟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