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

《白色說書人》避開了對威權體制的直接控訴，嘗試處理白色恐怖統治下，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的扭曲、糾結、斷裂，亦企圖探索（至少是自我）和解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切入角度，反而更能凸顯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的核心。

從前的人有他歷史上的作為，我們不能將前人的功過加諸在這一代的人身上，但現在我們有了資訊開放和公民自由的基礎，可以給予他應有的評價，並明瞭一切的來龍去脈，吸取錯誤的教訓，用更客觀的角度取代盲目崇拜辱罵——仇恨不能解決問題，但理性可以。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台灣戒嚴時期當中，有的台灣學生因白色恐怖而無法回到校園中，然而更鮮為人知的是，也有少數的馬來西亞僑生身陷了白色恐怖冤獄，他們不僅無法返校，也無法返國。

西班牙的轉型正義仍處於過渡時代，1977年通過的《大赦法》，禁止對佛朗哥時代進行任何刑事調查。

多半從事軍公教的外省二代，對於威權的體認應該是最為熟悉的，而台灣轉型正義的策略發展，使得這群人因為政黨、過去生命經驗和對於蔣介石的不同看法，少了在其中發聲和創傷回復的機會，也成為台灣轉型正義拼圖中遺漏的一塊。

轉型正義對臺灣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李思儀認為，轉型正義是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追尋臺灣社會所需要的正義。李思儀說：「正義到底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但臺灣的經驗會得出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轉型正義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與清理過去，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

近期，日本漢生病友家屬的「隔離政策」國賠勝訴，回過頭來看台灣的狀況，卻還有一大段差距。尤其當政府承諾要重建樂生，卻把樂生療養院大門挖空，蓋了一座懸空陸橋，讓手腳不便的院民進出更為困難。

要讓受害者知道他們的犧牲值得，這個社會感念人在那樣的時代，願意做犧牲，所以要給他們精神上的光榮，但這個部份我們並沒有執行，政府就只是發錢而已。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表示，政治檔案條例為促轉條例的配套法案，亦是檔案法之特別法，對於政治檔案之徵集、解密、應用開放有特別規範，有助於還原歷史真相。

轉型正義不只是空話，也不是只有掛牌就可以憑空運作。轉型正義其實應該落實在日常的生活中。德國過去曾有因歧視的分別心而造成的屠殺，所以他們的轉型正義著重於減低日常的歧視與尊重多元不同的族類，達到族群融合。

像蔡焜霖這種經歷過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最清楚蔣經國比他的父親蔣介石更可怕，情治系統全部掌控在手中，集大權於一身，充滿野心地想要走上更獨裁的路。

上街參與韓國瑜造勢活動的民眾，是一群「我不想改變／被改變」的聲音被掩蓋漠視、被從318以來開始逐步掌握主流話語權的所謂的「進步政權」或進步青年所忽視或不認同，看著民進黨全面執政、幾乎沒什麼阻力就推動多項政策，而且終於踩到了平時不太問世事的他們某些痛點後，而滿腹委屈和不爽的人。

今天是促轉會成立一週年的日子，代理主委楊翠接受廣播專訪時除了細數施政成果，也提及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檔案內容經常被遮蔽」，必要時也需要高層召集跨部會協商。

隨著政經環境的變遷與右翼勢力的崛起，轉型正義的質疑也開始頻繁獻聲。而過去曾出現威權統治的西班牙、義大利與俄羅斯，其空間解嚴的明確進程究竟如何，在德國都面臨挑戰的此刻，其他國家的困境又是在哪？

「脫困」的唯一可能，恐怕就是需要台灣人民接受以下的事實：「我們的民主轉型其實並未成功。歷史的不正義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式。司法的不正義只是轉型失敗的必然結果而已。」

原住民族的諸權利至今未能回復，基本上源自於原住民族傳統規範與現代歐陸市民法體系的衝突對峙；二十一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現象，則又加深了彼此之間衝突的無可調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