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曾有科學家發現，如果把腦部組織注射入動物的靜脈內，牠會立即死亡。原來這跟身體內的凝血系統有關。

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充滿了商業資訊和地理資訊，這種類型的資訊正是貪婪的威尼斯商人感興趣的——他自己也是個典型的威尼斯人。

當死亡減緩了生產速度時，商品變得稀缺，價格隨之飛漲。在法國，到一三五○年，小麥的價格上漲了四倍。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短缺造成了瘟疫所帶來的最大的社會混亂——人們齊心協力地要求更高的薪水。

在歐洲的社會、經濟和人文歷史上，黑死病可說是個轉折點。許多人都把黑死病看作是上帝對祂的子民及教會有所不滿的象徵，各種團體質疑教皇威信，最終演變為16世紀的宗教改革。

即使時至今日，疾病經常彷彿憑空出現，但我們的祖先已經發現疾病的原因或來源難以想像又看不見。幾千年來，看不見的微小生物侵入體內導致疾病的理論感覺怪異又難以置信，因此許多人相信疾病是遭到神祇詛咒或邪靈入侵。

瘟疫在馬達加斯加甚為流行，每年在高峰期（九月到隔年四月）會有至少400起病例。然而今年的數目卻比往年上升地更快且更早。

東西貿易的擴大使黑死病變成全球疾病，但全球的貿易也在黑死病之後經歷重大的變化。全球化的副產品——黑死病，造成全球化衰退，這個事實未嘗不是歷史的反諷。

如果沒有Suffer（痛苦），你怎麼會去Struggle（奮鬥）？如果你沒有Struggle、沒有克服障礙，又如何能得到Superiority（優越）？我認為這三個S就是政治學裡一個「激發生命力的方程式」。也就是：先Suffer（痛苦），後Struggle（奮鬥），再Superiority（優越）。

「從青銅器時代到量子時代，死亡都曾擬人化，以各種樣貌現身於藝術作品中，」心理學家路易斯．艾肯（Lewis R. Aiken）寫道。

黑死病的毀滅性力量，動搖了現有的秩序，社會階級在一瞬間動搖了。原先緊閉的門突然之間打開了，因為原本在門後的那個人現在已經死去。換句話說，黑死病帶來了黃金時期必要的元素之一：不穩定性。

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

一三四七年的飢荒已經潑了樂觀的十三世紀一桶冷水，但比起飢荒，瘟疫卻是動搖人們活在世上的根本位置。

當大量人口快速地在國與國之間移動，這些可能帶著病原的個體，是否會成為疾病大流行的載體？而面對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威脅，當局是否可以公共健康為理由，限制個人在基本人權裡保障自由移動的權益？

在疾病大流行個措手不及面前，百年前的人們是這樣無助。但現在的我們不再是啥都不知，科技進步，民智已開了吧？

學英文的時候一堆字根本不照拼字發音，“decide”和“decision”3個i念法都不一樣，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我們不做社會教育，而僅僅是疾病教育，那我們還是要思考問題出在哪，這些人不是他者，就是我們身邊的人。